《黑洞》在超越的境界上

　　爱情是文艺创作永恒的主题，如果从更庸俗的角度来讲，色情也是非常能够冲激人的视觉的一个角度，所以这都是影视创作取得高收视率的一些角度。但是电视连续剧《黑洞》却非常的例外，它基本没有爱情，丝毫没有色情，它却深深地吸引了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的电视观众。许多人一集不落地收看，而且不分年老年幼，不分文化层面的高低，它跨越了人群中的种种界线，如此普遍的得到大众的认可，几乎听不到有人持反面意见。一个几乎没有爱情，又没有色情的电视作品，如此的成功，它的艺术魅力何在呢？

　　一、人的超越性内涵

　　我经常讲，港台片从内容来讲都是写的吃喝玩乐的，都是与人的本能性功能发生直接碰撞的那些不很高级的情感反射。比如：性欲、食欲、斗富、权力的炫耀、凶杀、选美等等，这些直白的有些还是让人感到苍白无味的东西。而且港台地区这种浅薄的文化沙漠现象，在未来几十年都不可能有什么根本的改观。这主要是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它们在历史上长期隔离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渊源，处于一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状态；二是因为商业化的社会现实使人们太务实于钱以及由钱所带来的和人的本能性功能相关的那些内容，它们将长期停滞在这个层面上，很难得到升华。

　　人的超越性内涵，就是指的比人的本能性功能的层面超脱和升华出来的内容。《黑洞》就是描写的这个高级层面上的主题内容。说句难听的话，那么港台片它们只会描写人的低级层面。虽然他们可能很有钱，然而在这个意义上，他依然是低级的。只有大陆这种渊源于五千年文化积累的土地上，才会出现这些描写人的高级层面的作品。

　　聂明宇他实质上相当于一个黑社会的头子，但是他绝不像港台片中那些黑社会的头子，他不是那种各种本能性欲望都异常强烈的人。剧中一开始就通过张峰的道白说聂总是一个不近女色的人，后来的情节中又陆续的介绍了他为赈灾捐款，捐助希望小学等等公益和慈善行为。当然，这都可以理解为他作为一个坏人用以掩人耳目的手段。可是剧中有着很多这样细小的情节：他赞助贺清明的残疾女儿上学，为学校捐助了十万元钱，虽然他是出于不良的动机。学校为此举行了一个仪式，他到场以后只在会场边上问了一下学校负责的人钱到账了没有。当他知道钱已到账就说了句：“那我就放心了。”于是就离开了，并没有去接受那种场面的荣耀。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打开电视见电视里播放他为学校捐款一事，他只看到把这件事情叙述完就把电视关了，关于舆论界对他的赞扬他根本不看。当他的父母和刘振汉都在家里一个餐桌上吃饭的时候，父亲聂大海向刘振汉提问到他案子的时候，这时他即刻把饭碗放下离开，以表示出不参加和影响执法者的公事公办。当他的案情已经比较暴露的时候，父亲约他见面，他说这么多年来他们父子之间都是各干各的，互不影响，他没有乞求父亲的帮助，这至少表示出他的气节。他临死的时候在他那怀旧的小屋里向刘振汉指着挂在墙上的他以往的各种奖状，三好学生、先进工作者等等。仅从这些现象看聂明宇是一个全面优秀的人物，他与那些本能性功能特别强烈又没有修养的黑帮老大形成很大的反差。无论他是坏人还是好人，这些情节的描写都是他生活的内容，都是他精神生活特点的写照——他是一个有超越性内涵的人。如果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高级的好人；如果他是一个坏人，他是一个高级的坏人。他的确不俗，这就是他的味道。

　　刘振汉就更是一个超越性的人物。他从小就生长在聂家，聂家对他有养育之恩，而且聂大海也很赏识他，各家庭成员的关系也相处的非常亲切和谐。他是一个懂感情的人，但又是一个非常能够超越自我、忠实于职责的人。他处于这样一种亲情的关系之中，又能够毫不推卸，一丝不苟的办理着最后将宣判聂明宇他这个弟弟死刑的案子。剧中在案子办理的过程中也有很多情节是在描绘他的私情和职责之间的冲突。他曾反复询问聂明宇到底有没有问题，让他心里有个底，这是他在为亲情担忧。无论这亲情交织的网有多么的复杂，无论这本感情的账多么的难以还清，无论他是否还需要为此付出自己的生命，他的骨髓里都凝固着一种已经是不由自主的动力，那就是忠于他神圣的职责。这绝对是一种超越，是对亲情的超越，是对生命的超越，这种超越没有因为错综复杂的他和聂家的这个家庭以及他自己的小家的各种亲情关系而被削弱，反而因为有了如此丰富的感情纠葛才使得他的这种超越表现的那么有血有肉，有滋有味、生动感人。对于这一点，也只有亲身生活在这个社会环境中才会感悟到这种超越。有一个朋友比我小几岁，他去了美国九年刚刚回来。我到他那儿去玩，他也特别喜欢看《黑洞》，那时我还没有看过这片子，他边看边向我介绍剧中的情节，他反复地说着：“刘振汉他傻了不是， 那是他弟弟的案子，他为什么就非得办呢？这不是坑自家人吗？”我问他如果在美国这种情况怎么办，他说有这种关系肯定就让你回避，不会让你办这个案子。

　　当然《黑洞》作为一个艺术作品，在亲情和职责的冲突点上，去制造反差以体现人的精神的超越，这应该说是很可取的，但是如果对中国大陆社会的现实缺乏了解，可能会感到有些不理解。

　　刘振汉和聂明宇虽然一个是典型的好人，一个是典型的坏人，但他们都有非常相同的阅历，也有非常相似的感情，他们都能在彼此相反的角度得到升华，都能够超越直接性本能性功能和欲望的贪婪。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都是人群中精神层面较高的有味道的人。文学就是人学。这是高尔基的名言。一个文艺作品能够把人的高层面的味道通过极其丰富的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中的故事，把他有声有色的描绘出来，这就是《黑洞》成功的角度。它站在了超越的境界上，它找到了人的高层面境界，它也成功地创作了高层面的艺术。

　　二、出于生活高于生活

　　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有一个小学时的同学和我在一个研究所工作，我在医院他在车间。他问我一个问题：年轻人追求进步，想得到车间里一些舆论的赞扬，于是主动地做一些好事。比如：上班时提前到车间打扫一下公共卫生。可是，有的人这样做经常受到表扬，我做了好像没有人注意到一样，而且还会受到一些嘲讽。这是为什么？我对他说，这个问题很客观，因为你首先必须在群体中取得尊严，避免了人们的目光中对你的轻蔑，你再去做好事才能收到效果，你不能与经常受到表扬的人相比，因为在他身上他可以在人群中表现出不少比大家都强的特点，人们本身就愿意讨好他。

　　电影《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有这样一个镜头，拿破伦在战场上有个小帐蓬里面支了一个行军床。他出去巡视的时候，他的仆人躺在这个床上睡着了。他回来后轻手轻脚的坐在一张长凳上也打起了瞌睡。当仆人醒来见到这一情景吓得惊慌失措，而拿破仑做出很不在意的样子，这时仆人感到非常的激动，皇帝能这样对待他，的确使他感恩戴德。

　　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出现居高临下的态势，去采取好的行为就容易博得好感。艺术的规律也是一样的，它所塑造的人物应该有超越凡人的内涵，让人们去为之仰慕，有了这样居高临下的态势才会广泛的博得好感。我之所以特别的厌恶港台片，就是觉得他们的定位太低，不但不能高于生活，反而有很多情节都比实际生活还要使人感到低俗、乏味、牵强。

　　通过以上两个例子也说明了了另外一个规律，当居高临下的态势出现以后不能束之高阁，必须用非常平凡、亲切的细小行为来蕴喻他的高雅，这样，居高临下才能做到好的效果。“文革”时期文艺创作总是用雄纠纠气昂昂去描写正面人物，这就背离了艺术的规律，不能收到好的效果。近些年来台湾有一个写爱情小说的高产作家，我很不喜欢她的影视片，她总是采用一惊一诈，表面夸张的方法去假煽情，去假激动，这就会出现脱离真实的不协调感。把居高临下的态势蕴喻于平凡之中也是艺术创造过程中很难的一道功夫，而《黑洞》无论是对反面人物还是正面人物在这个点上都做得非常到位。

　　当庞局长到刘振汉家中通知他将被捕的时候，他有些吃惊，当然更多的是愤怒。这时他最感到为难的是如何张口告知他的妻子，怕她承受不了。可没想到妻子已为他准备好了去坐牢的行装。妻子提着为他准备的行包，默默的低着头，从另一个房间走出来，一句话都没说，刘振汉和庞局长都吃了一惊。这里一点都没有大哭大闹的张扬的情节，但这无言的细小情节包涵了太丰富的交流。人说夫妻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是的，此时夫妻之间是在人类最崇高的越超一切的正义感中的沟通，这种超越是多么的神圣，多么的具有凝聚力，深深的连接着两个人的心。但是，此刻刘振汉还不放心，在含泪拥抱妻子时说：“我求你一件事，你一定要答应我，无论怎么都不要去求聂家”。多么催人泪下的境界啊，哪怕是赴汤蹈火也一无反顾地为了正义的尊严，这崇高当然是与爱他的妻子的共鸣，她毅然答应，这是对丈夫最好的安慰与交流。

　　妻子最初不理解丈夫，极力反对接聂家的案子，但她逐渐地也自觉不自觉地感觉到了那种神奇的力量，感觉到了那种高尚的超越境界的精神之神圣的召唤。她不由自主的在这神圣感中升华着，升华着，她终于做到了毫不犹豫的毅然决然了。超越的境界，超越了生命，超越了家庭，超越了一切。这就是平凡人的伟大，这就是人类高层次的境界，这就是人最具魅力的品味所在。

　　就中国的电视剧而言，只有大陆才能创作出描写人的高层次品味的作品。以往我虽不喜欢港台片，但有时也能凑合着看，但当我看过了《雍正王朝》《大明宫词》《康熙大帝》《黑洞》这些有厚重味的作品以后，就感到港台片及一些耍贫嘴的片子没法看了。有时看电视换台时，不小心看到了港台片，那唠唠叨叨、假模假样、不男不女的作派顿时会使人毛骨悚然、浑身都起鸡皮疙瘩。

　　出于生活，高于生活，又回过头来蕴喻于生活，这才是艺术。

　　三、优秀者的灭亡

　　“聂明宇我了解，他是一个好人，只不过他做事情特别求捷径、速度、效益，小毛病会犯一些的。”这是《黑洞》开篇不久刘振汉向王队副和其他民警谈聂明宇的案子时说的话。刘振汉和聂明宇虽然不是亲兄弟，但从小在一个家庭中长大，刘振汉也是一个智力很高的人，他都说聂明宇是好人，这肯定是有其中的道理。

　　聂明宇年轻时就不断地被评为“三好学生”“先进工作者”等等，而且他比刘振汉还聪明，各方面都显得比刘振汉强些，他领导一个集团公司能够有权威的偶像魅力，这无疑是他综合素质的反应。聂明宇的这些常规性优点的确说明他是一个好人，而且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强者。

　　“我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下辈子再做好人吧！”这是聂明宇自杀时的自白。

　　一个优秀的好人怎么又是十恶不赦的罪人呢？我敢说这个问题是港台片的创作者所不能准确回答的问题，也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生活在大陆的与聂明宇有过类似经历的一代人才能做出最准确的回答。

　　《黑洞》所描写的反腐败决不是一种常规意义上的反腐败，他揭示了中国当代历史的极其特殊、极其深刻、极其复杂的人文道德伦理。谈到这个话题我会不由自主的产生异常的情绪激动，这是多少年来憋在这一代人心中的话，实在是太想一吐为快。

　　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跨入社会主义。这不但在经济生产方面会有许多前无古人的新东西需要学习，而且也会出现社会的人文精神发展过程中的某些不够成熟、不够清醒的新问题。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家长意识，后者是独立自我的意识。

　　一个社会真正成熟的民主是在社会成员自我意识的发展和升华达到了自然的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衔接的时候。这时社会的整体利益是社会成员的自觉意识行为所形成的，这种社会的人文基础将制约着国家的大政方针，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相反，家长式的封建残余意识暴露了社会的人文氛围中缺乏社会的公民意识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健康把握。就会出现两种危害，一种是直接的二百五现象，一种是虚伪的精神寄托。关于二百五现象，从今天相对成熟一点的视觉去反思。“文革”时期不左就右的反反复复的政治运动，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会感到那时候的人是多么的可笑，是多么的二百五，为什么呢？就是整个社会没有一个真正成熟的公民意识的民主氛围，人们思考问题的习惯中不客观的情绪化的感情冲动，占了很大的比重。这种情绪化的东西在那段历史中会冠以许多美称：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阶级觉悟、革命斗志等等。一个本身不够成熟的社会，人们很难把握这些带有激情和强烈的假美好的精神诱惑的东西应该在现实中表现出来的那个准确的分寸。

　　大约是 1970 年的时候，我十六岁，正值“一打三反运动”。一个近三十岁的运动办公室副主任到我家来找我父亲（父亲当时是一个基层干部，是运动领导小组的副组长、组长是军代表）。他一进门就说：“江青同志说得好，我们就是对阶级敌人手太软，××管理员（食堂管理员）偷面粉的事，就是阶级敌人挖社会主义墙角，要作为阶级斗争的活靶子……”父亲一边做着事，漫不经心地听完了他的话，说：“同志，你不能隔断历史看问题，管理员偷了一袋面粉，是发生在 1968 年搞武斗的混乱时期，你怎么能用今天搞运动的眼光看过去的事呢？应该就事论事。况且已经处理过的事，怎能又翻出来呢？那他这辈子还有完吗？”那副主任挺没趣地走了。

　　起初我听到副主任的话，很是佩服，感到他阶级觉悟真高，还会引用“革命旗手”江青的话，这是多么的革命时髦啊。我万万没有想到父亲说了这样一段话，这使我为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还有一个最明显的感觉至今都是那么清晰，当父亲说到“不能隔断历史看问题”的时候，我心想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吗？当时热衷于学哲学，所以对这很敏感。

　　有时我也为此恐惧，如果我当时年龄大些，也参加了运动，在那盲目的冲动中也会做蠢事、坏事吧？！我还相信自己是个心地不坏的人，可见如果心术不正在那假正经的二百五政治中是多么的会诱惑人去干坏事。就是这段历史，摧残了多少美好善良的心灵。

　　这样，即使本来可能是美好的东西在盲目的冲动中出现了变态反应，以至走向反面，又反过来毁灭美好。多少人从小受着美好的教育，他们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但是在那反反复复的二百五政治的年代把他们推向了他们心中最信仰、最崇拜的这些美好的反面，居然被冤枉到一种敌对的境地，成为反革命、走资派、狗崽子、牛鬼蛇神等等。虽然他们赤胆忠心，虽然他们情愿赴汤蹈火，但这已经毫无意义，他们必然接受这种被冤枉的各种敌意的折磨。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这种打击对人们的心中美好的毁灭更强烈呢？聂明宇和妹妹幼年时期就承受了这种来自“文革”的打击。这种最强烈的感情反差的确升华了这一代人中一些聪明的，善于思考的人的精神。有点思想的人经过这种磨难以后都会得到某种升华，他们的兴趣点，不仅仅是着落在人的本能性功能直接相关的事物上，他们会在超越的境界上脱俗，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都会出现这种共同的特点，他们都作为人上升到一个较高的层面，这就是这一代人的骄傲。人们常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这种套话太泛泛了。刘振汉和聂明宇这一代人是特殊的历史筑造的，是不可重复的一代。当今社会的经济发展使青年人的兴趣点更多的着落在人的那些本能性功能直接相关的事物上，他们不可能再有铸造和升华自己的那种特殊的机会。

　　人在灾难和磨难中得到其升华以后会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好人，他理解了社会的不成熟所造成的灾难，这激发了他的社会责任感，他为了社会的成熟和社会发展去力尽职责。一种是坏人，他因此而看淡了一些，他也开始俯视和藐视一切，当然这其中包括了法律。聂明宇对他的妹妹非常的宠爱，他看着妹妹就想起“文革”时期，他们作为狗崽子受到的污辱和不幸，这在揭示着他从小有一个美好的心灵，是一个优秀的好孩子，可是幼年时期那种最美好的东西受到了摧残，作为一个智商很高，心高气高的强人他开始蔑视一切。他冷酷、残忍地处理着各种与他的意志相违的事，他高傲地游戏着法律。这就是他作为一个优秀的人由于遭受了二百五政治的摧残而成为十恶不赦的罪人的原因。用一句说得很俗的话来讲，就是他没有正确对待二百五政治。正如刘振汉所说：有你这样经历的人也很多呀……

　　关于虚伪的精神寄托。当社会中成熟的公民意识未能形成的时候，当普遍的社会成员还缺乏独立思维能力的时候，社会中会出现一种盲目的精神寄慰。这种盲目在当今中国社会有两种性质的危害，一种是虚伪，一种是损人利己、坑害他人的行为。

　　一对中年夫妇一直都从事着教育工作，一直都非常习惯于用一种较高精神境界的方式去说事。如果事事都采取这种方法，有的时候就不见得恰当。比如：他们的收入很低已经非常习惯了过简朴的日子，有一个小客人要在他家住一段时间，当然小客人的父母给了很充足的生活费，小客人的一些行为习惯与他们简朴的习惯出现了不协调，在用水用电方面，他们为了让小客人注意节省，并不直接说对钱的节省，而是用我们少用一滴水，大家都少用一滴水就会使缺水的人能用到水，这种非常高尚的说法（其实当地并不一定缺水）。他们吃饭很简朴，平时只吃素菜，每个星期吃一到两顿荤菜，他们也不说这其中对钱的节省，而说吃素对健康有好处（其实少年发育时期需要充足的蛋白质）。

　　以上这些事如果这些高尚的说法和节省钱这两个因素都是存在的，那么，为什么有的人就只能去面对前者而没有能力去坦然的面对后者呢？这是因为他们太习惯于把自身的精神寄托于自身以外的事物（一个精神的爹），不习惯于独立的，现实的，真实的去面对事物。这种在真实面前的胆怯就是一种虚伪。

　　这种虚伪如果在一种广泛的气氛烘托之中还会执著的、直线的上升为一种变态——出卖他人，损人利己。

　　聂明宇在他的案子基本明了以后，他已经完全知道了应该发生的结果，这时他去看望了正在住院的他的父亲聂大海。他开始向父亲说他准备去自首。这时，父亲感到非常的惊慌，因为自首对于牵连父亲的危险性更大，父亲不赞成自首。其实，他根本不准备自首，他是在临死之前去试一试父亲心中到底有没有这儿子，结果还是没有，父亲是自私的。

　　聂明宇表面是一个非常冷酷的人，其实他的心中异常强烈的在怀念和追求着美好，他常把自己关在他怀旧的小屋里；他宠爱着天真正直，受到过不幸的妹妹；他在与刘振汉争斗的过程中违心的答应了绑架刘振汉的儿子，但他又专门找到张峰说这孩子从小他和他父亲都很喜欢，一是要保障他的安全，如果有三长两短，一定拿张峰是问；他定期的去寺庙，以求得心灵的一丝安慰；他的父亲一生都忙于革命工作，使他没有得到父爱，他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还奢望着去品一品那最普通的人都应该有的父爱的滋味，可是他没有品到。他终于感到了自己情感上最后的绝望，他开始怒视父亲的虚伪，说父亲的清白是自私的，是为了他升官。这种对清白背后的心理揭露在影视作品中是不多见的，这使我们能有机会向社会展示这样一种特殊的虚伪。

　　聂大海这个老革命，解放前也打过仗，他应该是一个勇敢的人，是的，如果他儿子是一个正面人物处于一种危险状态需要他挺身去营救，这时他的行为和他一生的精神寄慰是一致的，他可能去舍己为儿。但是，当保护和挽救儿子与他的精神寄慰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就会舍儿为己。因为他一生都没有真正思考过自我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应该怎样把自我在社会和家庭中协调的合理化，他没有给儿子父爱，心中只有他的精神即得利益。助他的精神和工作有多重要呢，难道比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工作还重要吗？撒切尔虽然身为首相可她说她是一个女人，她是一个妻子，她需要为她的丈夫和家庭买菜。这才是成熟的感情，才是没有经过变态的人性，才是一个正常的人平常心。一个人一生都去偏执的去追求精神的寄慰，精神的即得利益和被扭曲的发展，他的心态就会变态的失去了正常人的平常心的思维心态。这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当人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时候，当合理的公民意识没有真正成熟的时候，出现了一种极其特殊的表面为公而实际是自私的变态心理。特殊的时代制造了一部分特殊的精神乞丐的可怜人。而儿子却决不是，他恰恰相反，他的精神太独立了，无论面对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信息，他都能够泰然自若。他轻蔑的告诉父亲：你希望我扛着，是的，我会扛着的，我决不会去自首，只是试一试你心中有没有我这个儿子。他最后的死是那么潇洒。

　　我曾经在一个场合讲了这样一段话：“他们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政治运动反复最频繁的年代，可他们几十年来始终保持着坦诚、团结的亲密关系，那么始终连接他们的纽带是什么呢？我的感觉就是什么是好人？好人就是当自己的利益受到危害的时候，不以损害他人或出卖良心来维护自己，这就是好人。这就是连接他们的纽带，这就是他们做人的脊梁，可谓政坛君子。是的，既然有政坛君子，就有政坛小人，聂大海就是没有脊梁的政坛小人。此时聂明宇的罪恶比聂大海大得多，但此时儿子在父亲面前像是巨人，父亲成了愧愧然的小人。

　　聂明宇身上的确有着超常的优点，但他在一个点上做错了，无论怎样他都不能蔑视法律。这使这个优秀的人越是走向了反面，走向毁灭。

　　四、神经质

　　女儿走路的姿势很像她的母亲，儿子的作派很像他的父亲，这是由于遗传因素决定的，人的这些特点都是不自觉的表现出来的。一个演员长期的从事艺术表演，他也能够创造一种代表自己艺术性的特点。近年来赵本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他的语言、动作、神态，都是他从憨朴的角度表现人物特征的一整套属于他自己的表演方式。能完整的创造这样一套表演方式，在演艺界是不多见的。当然，现今为止最权威的代表者就是卓别林，很可能在将来的历史上他永远都权威。善于泛泛思维的人第一反应就会搬出万能语言的说法：“人类总是发展的，什么奇迹都是可以产生的……”其实，有很多事是很难突破的，比如，秀兰邓波儿童时期的表演至今不要说突破，这么多年来，根本就没有人有能力去接近她的境界，这种极其特殊的现象是为什么，我还没有专门的研究过这样的话题，还不能回答。

　　我将演员创造的代表自己特点的表演方式称为一种神经质的表演，不知这种说法是否合适。

　　《黑洞》中主要几个角色的表演都非常的到位，具有一种神经质的表演特点。聂明宇、刘振汉、张峰他们的表演作为冲击观众的视觉肯定都具有比生活更高的夸张点，但他们都非常恰当的将这个点与真实感协调得使人们只能去感到这其中真实感的强烈而丝毫不会去产生失真的感觉。陈道明是一个具有儒雅、执著、超脱、清高，这些综合味道的演员。他的气质演聂明宇这个非常复杂的“文明”的黑帮老大是比较合适的。他的演技也非常的娴熟，他非常善于采用“突然式轻松”。突然的把头一晃，突然的把眼睛快速的稍许睁大一点，突然的用一种好似很随便的语言，但此时语音挑得要高一些。这种表演在本来平淡的场合中会起到对平淡的打破而捕捉到观众的注意力；在严肃的场合这实际上是一种假轻松，这意味着对郑重或冷酷的强调。他对这种方法的把握非常的游刃自如，使他表演的各种人物都那么的生动，活灵活现。但他演聂明宇我总觉得有一点美中不足，如果他的体态能够像被他杀掉的前保安队长那样有力感，那么他表演出的冷酷就会更加有力度，他必定偏文弱了一点。

　　刘振汉和张峰这两个角色的表演也都有属于演员自己的神经质似的表演特点，而且都把握的非常准确，有滋有味。尤其是扮演刘振汉的陶泽如，我感觉他长得很不漂亮，但他却能够把一个正面人物演得这么具有感染力，让人感到那么的可亲可爱，那么有味道，可见他的确是一个实力派的演员。

　　神经质似的表演不是演员们都能把握得很准确，所谓准确就是应该通过神经质似的方式表现出美。我对美的理解是良性的协调。卓别林的良性是落实在雅上，这是作为喜剧演员最难的功夫。他平生都是在表演俗，他太多太多俗的动作都通过他那高雅的气质修正了其中的品味。赵本山的良性落实在憨朴上。可是有些演员创造的特点不是良性的，有一个连续的喜剧，一个男性老者的主角总是用一种装腔作势的声调和表情提着嗓门说话。这种表演最终落实的点是在痞上。痞是一种恶性的东西，偶尔采用一下是非常合适的，我最痛恨这种官样的装腔作势，最初我对采用这种形式起到的挖苦作用感到很开心，但恶性的东西不宜于总是持续的存在，这会对观众的视觉和听觉制造出烦躁感、厌恶感。尤其不恰当的是，竟然有一年放到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去做这是非常不适宜的。

　　还有的演员也有自己的神经质特点，他总是经常的把两个上眼皮挑得很高，把嘴角两侧的肌肉向外或向下拉着，做出一惊一诈的样子，我很烦这种表情，可他在文艺圈里演得还很火，最初我还以为他是香港演员，因为港台片里才有这种作派，谁知他其实是大陆的一个演员，不管演任何角色都用这种一惊一诈的表情是非常不协调的。

　　《黑洞》这部连续剧从思想内容、表演和编剧都是非常优秀的，它全面的具有超越性的境界。片头片尾也都有这种特点，片头中用了很多很多都市的平凡，用这些平凡逐渐的引伸出那些惊心动魄的丑恶，片尾也是那么的浪漫和超脱，用一种非常复杂错综的人情味体现出对美好的渴望、期盼、责任以及最大的遗憾。这是诗的意境。

　　聂明宇的母亲坐在轮椅上，刘振汉一家三口陪着她像非常温馨的一家人一样，她已经神经错乱，把刘振汉误认为聂明宇，喊着：明宇、蕾蕾，你们都回家吃饭。这时我的耳边响起了陈红唱的那首歌《常回家看看》。一个辛苦了一辈子的老人她最大的期望就是儿孙团圆……，可是……，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