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号》与时代艺术

文 / 魏新华 1998 年 6 月

　　《泰坦尼克号》（以下简称《泰》）以 11 项奥斯卡金奖和有史以来最高的票房收入创下了电影界的奇迹，这很自然地要引起评论界来自各种角度的议论。无论对《泰》的评论怎样的褒贬不一，既然它是电影界空前的奇迹，那就不会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现象，而必然有着代表时代特征的深刻内涵。

　　一、不是爱情是人性

　　《泰》在大陆初映的时候，我周围的很多朋友都看了，他们向我推荐说：你应该去看。更有一个导演朋友向我提示：“如果说《泰》是描写爱情的，那么这个故事是很粗糙的，我想你可能不会感兴趣。”同时他又说：“我发现描写人性的片子，好像更容易获奥斯卡奖。”是的，《泰》所以成为电影界的空前奇迹绝不会是粗糙的。相反，《泰》描写得太细腻了、太真实、太深刻、太典型了，但这不是描写那粗糙的爱情故事，而是利用了一个简单爱情故事的引子，全面深刻而又非常自然、流畅地描写了“人性”。并且，采用了一个典型历史事件的特殊环境，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强烈对比极限性地推向了“极端”。这“极端”由于典型事件的特殊性使其伴随了自然、流畅，这样不但没有“失真”，相反给人们留下了更深刻的真实感，留下了一首悲壮、完美的诗。这正验证了一个文艺理论：“真实与夸张的协调点，就是艺术的成功点。在这个点存在的前提下，真实和夸张向着两个相反的极端延伸的程度越大，这个点就越辉煌”（《打开时代思维大门的钥匙》第 188 页）。

　　“表面上我很有修养，但我的心在呐喊”，电影一开片就交待了女主人公内心厌恶她周围人文环境的矛盾主题；突如奇来的“跳海”是说这“呐喊”已爆发到有自杀念头的地步。这一点看似突然，可《泰》采用的是倒叙法，是在以后的故事中逐渐说明；历来顺从母亲的露斯布卡却对母亲大吼“闭住你的嘴”，这是因为轮船遇难时，在绝大多数人不能得救的情况下，其母先乘救生船逃生时，居然还说：“坐得太挤！”这大吼是善良对自私、丑恶的讨伐；女主人公的未婚夫先是在“钱”已完全没有任何价值的环境中还企图利用“钱”逃生，后又利用别人的孩子逃生，这都是丑恶人性在特殊环境中的充分暴露；与此相反的是通过事件对真善美的讴歌，从船员因维持秩序，恪于职守不得不枪击了“犯规”者，但又因为自己居然打死了一个“求生者”的强烈内疚而自杀，轮船设计者和船长等人都泰然选择了与船同亡……，各种人物人性的美与丑都在“特殊环境”中被真实地极端化。当然，露斯布卡与积奇唐信的爱情也更是显而易见的了。

　　人性是人的感情和理性的总和，爱情只是一个方面。

　　二、油画就是油画

　　以美国著名电影评论家肯尼斯·图兰为代表的《泰》的反对派，在美国掀起了对《泰》的攻击。图兰在美国第二大报《美国邮报》上发表文章，指责《泰》的剧本太粗糙，只是用一些现代拍摄技术制造出一批惊险的镜头来刺激观众。他担心《泰》会对电影界起到一种误导作用，使电影界轻视对剧本的精心创作，这样对电影事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图兰的这种议论实际是个误会。靠一个精细考究的剧本来拍一部好电影，固然是电影创作的一个途径，这就好比有的画家擅长于工笔画，画得很精细；但是卡麦隆不是工笔画家，他是电影界一个奔放的粗犷派油画家。粗犷派油画本身在外在形式上就不可能有工笔画的那种细腻。油画就是油画，用工笔画的规律来评论油画，才是风马牛不相及。

　　卡麦隆的这幅油画是怎么画的呢。我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已作了交待，他的确没有创造一个在故事情节上非常细腻的电影剧本，他也的确是采取了很多的现代拍摄技术制造出一些宏大惊险的镜头刺激了观众的视觉，他在勾画这幅奔放的油画的时候，在这些粗犷的线条中，蕴寓着他对人性中真善美执着的追求和对假恶丑深刻的揭露，表现出他对社会中各阶层人性特征全面、准确、深刻、细腻的理解。从上层贵族到下层贫民、从一般船员到船长、从设计师到牧师、乐师，各种人物所代表的阶层的人性特征；那些职业和信仰长期对人的熏陶和积累，使人产生出的那种超脱自我的崇高精神；那些长期靠尔虞我诈、利欲熏心、虚假伪善为生的“奸商”贵族所表现出来的极端的损人利己的假恶丑行为，都是非常自然地随着简单地故事情节在极速的情节变化中，被很快地既深刻又细腻地描绘了出来。这种描绘作为《泰》就只能在粗犷中去蕴寓。如果《泰》用细腻的故事情节来表述它，这就如同非要给一个身强力壮的彪形大汉套上一双裹脚女人的绣花鞋。一个不懂书法的人，他当然看不出狂草书法中所蕴寓的那种强劲的细腻。

　　世界是全息的，艺术在这个时代发展的规律，与时代发展的基本趋势应该是吻合的。快节奏的生活，本身就需要刺激性，这是时代的表层特点；真正有生命力的艺术作品必须通过刺激的手段来反映深刻的思想内涵，这是艺术永恒的特点。真善美做为人性中永恒的话题是不会过时的，只不过在于艺术家需要用什么样的时代性的表现手段来描绘它。卡麦隆就是用一幅粗犷的时代油画讴歌了人性中真善美这一永恒的话题。

　　三、朦胧与清醒

　　《泰》以其空前的电影世界之王的魔力席卷着全球。但是迄今为止舆论界以及广大观众们，几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们都从两个角度在议论着这电影：一个是把它作为典型的爱情故事，一个是说这个电影剧本过于粗糙。以上我用我的理解反驳了这两种看法。当我把我以上的看法讲给我周围的朋友听的时候，我基本上听到的都是两句话：一是说，你说得很对；二是说，这正是我心里想说的。

　　一个席卷全球的艺术现象，人们却不能够把它评论得很准确，这本身就是艺术的一种规律。作为绝大多数观众来讲，对有艺术魅力的作品的理解通常是在直觉状态下引起的一种朦朦胧胧的激动。只要有激动产生，就说明作品是有一定魅力的。不能要求广大观众都非常清醒地把某一个作品说得非常明白，即使是艺术家或评论家也不能完全做到。清醒只属于少数思想力度很强的人。

　　“思想力”这个词近几十年来被人们淡忘了。实际上思想也是有力度的差异性的。体力的差别使人们在许多运动项目出现少数的“世界冠军”、“亚洲冠军”等，思想力度上的差异性远比人的体力差异大的多，清醒需要很强的思想力度，能够具有这种思想力度的只能是少数人。

　　四、夸张的底蕴

　　《泰》对观众的视觉引起强烈的刺激，当然是它从各种角度运用了夸张的手段。这种夸张之所以成功是基于两点基本底蕴，一是它对人性全面而深刻的理解；二是极端化夸张的协调性。夸张被协调在极端化的历史事件中，就显得非常的自然、流畅。三个小时的电影看下来不觉得累，这就充分说明了它的夸张是具备深厚的底蕴的。

　　国内也有从这个角度成功的典型范例，比如 张艺谋 先生执导的《红高梁》。记得我第一次看《红高梁》时，是单位放的一场露天电影。电影放了一半以后，观众几乎走了一半，许多人在议论这个情节简单的电影演了什么。这说明在八十年代末，人们还是非常习惯于看以情节复杂取胜的影片。我看了这部片子以后，对一个同学这样说：“《红高梁》在中国的电影史中别开生面，它虽然没有复杂的故事情节，但它充分体现出艺术在夸张与真实这两个点上协调的功夫。”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抬轿子的那组镜头，从夸张程度的本身来讲已经完全失真了，不要说一个大姑娘，就是一个小伙子坐在那样疯狂颠簸的轿子里也是受不了的。但是这种极端化的夸张，由于有轿夫们穿着赤臂马甲在山野小路上奔放粗犷地唱着陕北民歌，这代表着原始、古朴、憨厚的强烈的乡土味，作为对夸张的铺垫，就使得观众的视觉神经，在当时只会去更加深刻的感觉那浓郁的乡土气息中所奔放出来的粗犷，而不会分出精力去想到抬轿子的颠簸程度已经过份了；还有一个镜头是说往酒桶里解了小便，酒的味道反而好了，这显然是很荒谬的。解小便的这个镜头作了特殊处理，拍了两条腿和向下流的“小便”，加上又深又暗的背景，同时再配上低沉的非常引人入胜的像讲神话一样的解说，这样就使得一个本身很俗的镜头出现了一种神秘的油画效果。这时观众感觉到的只是神秘感，就不会再去想这个说法的荒唐，也不会去想这个镜头的不雅。以后张艺谋拍的《大红灯笼》也是从这种夸张和真实协调的角度去强烈地反映出古朴原始的人性中的那些冲突。他的这些夸张，是基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各种人性矛盾的深刻理解。这些人性矛盾的形成，是数千年中国人文中一些固有的特殊因素的积累。所以，以这种人文文化为底蕴去夸张，就使作品不失于协调。但是，遗憾的是他后来拍了一部《有话好好说》，虽然在一些镜头的处理上，采取了刺激的手法来夸张，但是由于作品本身，是就痞子写“痞子”，就浮躁写浮躁，最后也没给“痞子”悟出一点什么有深度的东西。因为内涵太肤浅，无论荟萃的名角再多，演员的演技再好，都不会使观众觉得有什么值得回味的地方。这就说明夸张需要浓厚的底蕴。

　　赵子岳、牛 这些演反派很好的演员，当他们演反派时，观众在感到他们演得很真实的同时，在感情上也很容易接受他们。这是因为他们骨子里强烈地透出一种文人的气质，他们的眼神中所反映出来的那种放纵（对反派的夸张）和内敛（把握一个恰好的度）反映出他们的文化底蕴对人物的理解和把握的准确，使人感到值得回味。赵子岳的一句：“我的麦子。”使那个时代看过这个电影的人都铭记终身，而一个演员很难得在一生中有这样一个镜头。这类演员入戏时是反派，出戏以后绝对是很有修养的“绅士”，这就是素质，这就是底蕴。

　　现在，有的演反派的角色缺乏这种底蕴，虽说演得很真，但演员本身的气质就与“痞”有些接近，这样直白的真实，只有邪的放纵而缺乏内敛的功夫，这样的反派是没有艺术味道的，就是穿上“皮尔卡丹”也掩饰不住他眼神中暴露出来的浅俗。这种演员入戏是“痞子”，出戏后也差异不大，许多人都感染了懒散的“时代病”。他们的气质、作派总是明显地反应出代表着这个时代的阴暗成份，而他们又从中“以痞为乐”，见了面说两句“痞话”以作为打招呼和亲热感，这些都是他们的习俗。另外还有一种缺乏底蕴的文艺夸张现象，最典型的表现在一些大陆以外的国产片中。其夸张的角度总是放在一些表面现象上，比如：拖腔拉调，有意的把一句话最后一个字拉长，并配合一些夸张的外在动作和过分的表情。用这些表面的手法进行渲染，这就使夸张失去了真实、深厚的内涵，而使人感到浅浴。这是缺乏内容而硬做表演所出现的不协调现象。

　　所以，夸张是必须有底蕴的，否则就会失去协调而适得其反。

　　五、为什么山穷水尽

　　电视界有一种说法，说电视节目拍到今天，已出现了“山穷水尽”的局面。电视作为视听艺术必须用画面来表现，电视工作者不断地更换着画面的表现形式，从讲课到演播室请专家，从请各种企业的方队提高参与性到纪录片、专题片拍摄外景，到用多媒体三维动画、特技等各种手法来表现画面布景的新颖。但总之这些不断更新、不断体现更加先进的制作技术的手法，对于艺术的内涵来讲，都是包装艺术。所以，仅仅从包装的角度去创造艺术是没有底蕴的，必然会在兴盛一段时间后，出现山穷水尽的局面。那么影视艺术的成功，应具备哪几点因素呢？我认为有五点：一、深刻的思想内涵；二、与思想内涵有关的系统知识；三、把深刻的思想内涵表现为视觉效果的再创作过程；四、表演技艺；五、包装。

　　以上五点在现实中有三点是容易解决的：有关知识的系统性可以请专家；表演技艺，现今有许多表演技艺非常成熟的演员；包装只要有钱，利用现代化的拍摄手段，也是容易做到的。但有两点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首先是深刻的思想内涵。深刻本身就意味着超出了常规，如果电视人只能用常规作为尺度来衡量电视内容，那么对深刻的内容就不一定能理解。不理解怎么办，去请教专家吗？而从一般意义来讲专家之所以是专家，是因为他的专门知识很系统，并不一定有独到和深刻的见解。从学术本身的意义来讲，专家对新的更深刻的东西也不一定听说过，所以难置可否；从非理性的感情因素来讲，它可能还有逆反心理。第二点是有了深刻的思想内涵以后，把它表现为观众容易接受的视觉效果，也是非常困难的一道功夫。《泰》演了三个小时让人看了不累，有很多的人还反复看，所以说他的这一道功夫是做得很到位的。我前面已经讲过，电影带给观众的视觉效果实际上是一种朦朦胧胧的激动，这种朦胧的激动是直觉的反映。直觉反映的强与弱，包装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底蕴，有了底蕴包装才有味道。比如赵本山首次在春节晚会上演出的“相亲”和在香港演的“老太太唱卡拉 OK ”只所以出现爆发性的效果是因为夸张里蕴着深厚、准确的人情味而不是什么包装效果。台湾的“光头邪星”凌峰在一次春节晚会上仅说了几句话（……家父母亲没有与我商量就把我生成这个样子……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苍桑都印在我的脸上……）就出现爆发性效果，而成为整个晚会最精彩的内容之一，当然这更不是包装，是“人学”。那么，概括地讲再创造的这道功夫就是用深刻去捕捉直觉，捕捉得到位（深入浅出）就出效果，否则即使深刻，不能将直觉捕捉到也是枉然的。

　　比如：在七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人们对美好事物有着一种经历了严冬以后的深刻的感情。电影界试图把这种深刻感情用电影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由于文艺界受文革“左”的影响时间太长，这种再创造的表现功夫还是比较欠缺的。我记得当时有两个电影，一个是《苦恼人的笑》，要表现人的诚实和在文革时期迫使人说假话的这种矛盾冲突。可是电影看完以后，几个同事一起议论：不知这个电影想说什么，没看懂，也没有激动。还有一个电影是《刑场上的婚礼》这是一个非常壮烈的故事，我怀着非常崇敬而悲痛的心情，看了这部影片（因为我以前多次听过这个激动人心的故事）。到最后，两个烈士在刑场上说：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于是他们开始拥抱、接吻。这时我听到有些观众居然笑了，当时我的感觉就像一把尖刀插进了我的胸膛，又绞了一圈，我真难受、真痛心。从小我就听着这个故事长大，此时它拍成了电影，我是多么的激动，可是这个电影并没有带着观众哭，反而有人笑了，可见深刻没有抓住直觉。

　　高尔基说：文学就是人学。爱情是永恒的话题、真善美是永恒的话题，永远也不会过时，就因为这都是人学的内容。影视艺术也是一样，也必须首先具备人学的内容，而包装的效果只是一时性的。电视人只所以成为电视人，首先应该具有创造或判断“人学”内容的能力，如果只是懂得灯光怎么照、镜头怎么拍、怎么节、怎么接、现代化的拍摄手段怎么运用、主持人的吐字是否标准等这些“技术性”内容，这种在今天可能还是被津津乐道的电视人会很快过时的，就像七十年代会修理电视就是电视人一样。

　　影视艺术的五个因素中缺乏了两个重要因素，这就是电视界所说的山穷水尽的原因。其他三点，靠常规性的积累总能作到一定的水准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熟能生巧”；但是对于两个难点来说，主要不是常规性的积累，而是具不具备一种先天的条件，如果不具备再积累也难出“火花”，再熟也很难生出这种“巧”。自古以来人们都不能像测验人的一般智力那样用一种普遍能掌握的方法来测验人是不是具有这种“先天条件”的类型，“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就是人们无奈的感叹，如今电视界也遇到了这种历史性难题。

　　当浮躁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的时候，就是这个时代的新旧理性内涵在更换的时候，这是社会的理性内涵浅薄的时期。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理性，新理性的逐渐成熟和深化，也会使理性土壤中培育出有能力解决文艺界两个难点的人才的概率会更高一些。

　　《泰坦尼克号》震撼了整个世界，也给影视艺术带来了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