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平凡

文 / 魏新华 1999 年春

　　前段时间看了电视剧《牵手》。的确从表面看是一部很成功的电视剧，它象是一首非常真实、自然、抒情又饱含着现实生活的酸甜苦辣的小诗，它所描写的人物矛盾非常具有现实的普遍性。它所搭配的男、女主角，使人感到是那么的到位和准确。男的，一个“半奶油小生”，既文雅、有一定气质，又多情善感；女的，一个娇巧的小媳妇，善良、温柔、美丽又贤惠。他们表演得那么淋漓尽致，那么贴近生活，真是非常完美。但是，许多道理从不同深度去理解时往往都会得出不同结论。

　　一、平凡和丧失自我其实都可爱

　　我断断续续地看了这部电视剧，总的感觉是反映了小知识分子追求所谓有朝气的生活内容。钟锐在平凡的生活中厌恶了平凡的妻子，在他与情人的一段对话中说到，“人在坐牢的时候，不是害怕干脏活累活，可怕的是日复一日地看着牢房的铁窗，我对夫妻生活除了一开始有点新鲜感外，生活的每一天就象复印机一样地重复。”所以他就与妻子离婚了。后来，妻子又独立地表现出了她自立于社会的自我的时候，他又开始爱他的妻子，又提出复婚，可见钟锐是不能够接受平凡。这在夫妻关系中虽然是较为普遍的，但其实是不道德的。浙江电视台有一个“假日总动员”栏目，曾经请凌飞做过一次嘉宾主持，与三个小女孩谈找对象时往往带着父亲的影子这个问题。三个小女孩都说自己的父亲很完美，因此想找一个象父亲一样完美的对象很困难。凌飞说了一段话：人应该正视和接受平凡，一个很有政治地拉的人或亿万富翁很爱他的家人；一个拉三轮车的工人，也很爱他的家人，难道这能说高贵者一定比穷人爱得更深吗？绝对没有这个道理。简单的几句话，使三个小孩顿感折服，可见凌飞拥有一颗成熟的平常心，对生活有着深刻的理解。不能够接受平凡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这通常反映在对生活有所追求，而对人生价值的理解这方面的人文思想又比较肤浅，而且自信感又不是十分充足的奶油、半奶油小生的身上。因为自身的不足、有空虚感，需要对方的衬托去达到心态上的充实和弥补以及虚荣心的满足等等。真正的男子汉不一定非常需要这些东西，因为他自我感觉良好，不需用女人来补充自己。所以，如果自己的妻子具有一般的温柔、贤惠、美丽这便是一个很和谐的家庭了。男子汉能接受平凡，《牵手》中所提倡的所谓女性的自我，也仅仅适用于奶油和半奶油小生而已，一把钥匙绝对不能打开千把锁，如果女人们都学会了这一论调，不管夫妻间关系是怎样的结构而泛谈自我，对于很多家庭来讲，这只能起到挑拨离间的坏作用。有很多夫妻间的矛盾，根本不存在谦让的问题，只能由一方顺从于另外一方，如果你总是教唆顺从方去保持自我，他们就会不断打架。这好像是一个很奇怪的说法，那就请听下文分解。

　　二、最痛苦的是隐性的敌意感

　　真善美和假恶丑，既是人类普遍存在的现象，它也必然要在夫妻关系中出现。比如，《牵手》中那一对老夫妻，从表面上看恩恩爱爱，但那个女人身上带有很坏的毛病，这种坏毛病在中国的人文环境中因司空见惯而不以为然。当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并没有能够在钟锐的公司中工作，于是她就去要挟钟锐：你不接受我丈夫，我就把你的情人在我家住的事告诉你妻子。一个人当自己的目的不能达到时采取损人利己的手段，去达到目的，这其实是很缺德的，但这种现象在中国的一些缺乏教育的人群中却是非常普遍的，好象这是一报还一报。而他们却没意识到这里的道德标准是，前一报虽没有给予你利益，但并没有损害你的利益；而后一报是主动地侵犯损害了别人的利益。如果她的丈夫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怎么能够容忍她的这种恶习呢？她的这种丑恶的自我一天不消失就一天不会有安宁。这仅是我们习以为常的恶习之一。由于我们的现实生活非常缺乏人与人之间的界线，被我们所习以为常的恶习是很多的。比如夫妻双方有着截然相反的处世态度，男人很自信，很有学问，也很深刻，这样每当他面对一些政治地位比较高的人物时，他都会用一种非常自然的平常心的态度去对待。而她的妻子，却和绝大多数百姓一样，往往表现出对地位高的人过于得尊重，这样，有意无意的，在日常生活的言谈举止中，就会发生意识上的冲突，甚至敌意感。例如夫妻俩议论要与一个地位较高的人见面，需要谈些什么内容，男的在说内容的过程中，女的就插了一句话：“人家哪有时间听这些？”丈夫马上表示愤怒，说你侮辱我了，而妻子很不理解，问怎么侮辱你了，丈夫说，如果我们去面见一些掏粪的工人，如果他的确时间很紧，你也顶多说他没有空，你绝不会在这里用一个过于敬重的口吻去加上“人家”这两个字，你这种说法本身就是没有人的平等意识，是对地位的一种献媚，因此是对我的侮辱。从现实来讲，从理性来讲，根本不存在对这些坏毛病让老的问题，只能对其进行改造和清洗，若想保持这种以代表大多数人的习惯为借口的自我，那么结果就是夫妻之间永远都没有和平，家庭的人文素质也不会得到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也不会提高。当然，夫妻在结合之前，就应该弄清这些问题，应该懂得敌意感是不可克服的，只有改造和被改造的问题，这与平凡绝不是一回事。但是，人在结婚时往往很年轻，没有能力去认识生活中很深的内容，我们的社会也非常缺乏这方面的指导。一般来讲，都是泛泛使用夫妻相互谦让这个说法，但这对敌意感来讲，根本就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所以夫妻间绝对没有一个有开千把锁的钥匙，一切认为可以一通百通、泛泛使用的万能语言，都只能代表肤浅和无知。

　　除了夫妻关系之外，人与人之间在伦理习惯和道德标准方面，就有着更大的差别。比如有一个邻居是男人，长得丑陋有堪如吸大烟的小鬼、小瘪三，而且几乎集人的全部缺点在一身：爱沾小便宜，碎嘴子，爱传闲话，打小报告害人等等，这个集丑与坏于一身的人连老婆也没找到。他的所有这些恶作剧似的缺点从他本人来讲似乎从来就没有认为这是什么不对，因为他太习惯于这种生活了，一般来讲，这些恶习是要延续一辈子的。我想任何追求高雅的人都会对他感到令人作呕，这也是敌意感，是无法协调的，只能是按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自然规则划清界线，不予来往。

　　敌意感在人与人关系中尤其夫妻关系中是不能调和的，人类只能在逐渐改造恶性习俗的过程中，才能不断地走向文明，不断进步。

　　三、道德有更深的意义

　　钟锐和妻子离婚如同现在很多离异现象一样，还算是比较友好的分手，但这里边又的确包含了对方不能够理解不情愿接受，但又不得已的内容。其实，婚姻的离异在现实在对有些人来讲，有着更复杂的内容。比如，有一对老知识分子夫妻长期分居，由于考虑到子女问题直到最后逝世也没有办离婚手续。这就是说有人考虑婚姻问题，不仅从自己出发，还要想到其他的人。还有的人在处理离异问题时还要为对方着想。不断地等待着对方能够理解和接受，而且为对方创造一个良好的归宿的条件，这实际也是一种利他精神。在婚姻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敌意感以后，又以利他精神对待离异，这是道德更深层的意义，这种道德在现实中是超越了法律所规定的道德标准。这种高标准的道德，一般来讲，特定产生于一些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人群中，这不需要受任何外来压力的约束，而是自觉自愿地去做的。因为夫妻关系是复杂的，有敌意感不能继续夫妻关系，但并不是敌人，从个人感情来讲，有时还会有非常持久的牵挂，还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正如有诗云：“鸳鸯散，朋友见，自留真善在心间，难相助，荣与共，你我心愿。”

　　四、“分离自我”是最高的道德和人格

　　话越扯越远，每谈到中国的人文问题，我总会有一种一发不可收的冲动……，提到利他精神我就想到我近期研究的一个话题，也是五千年来困扰着中华民族百思不得其解的人文理论问题，即为什么中国人的勤劳勇敢、忘我精神与勾心斗角，势力眼、内讧等这些截然相反的两种名声都同时闻名世界？！十年动乱期间有人从极左的角度，把中国人的负面特征，归罪于发展经济，说革命战争时期，人很穷，所以能同甘苦、共患难，这显然是在“冒傻气”。中国人的确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有特别崇高的精神。比如，抗洪救灾能做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但日常生活中却会出现勾心斗角的内讧现象，这是因为中国的人文文化中缺乏“界线”这两个字。革命战争和抗洪救灾这些特殊的环境中，最大限度地取消了人与人之间的界线感，这时中国人正面的特征就表现出来了。日常经济关系中，需要梳理出人与人之间的各种权益和界线的时候，中国人就缺乏这种能力了，它的负面特征就会随时出现。

　　有一次，我到唐山有线电视台做讲座，顺便和一个年轻人共去观看天主教的礼拜仪。我像天主教徒一样虔诚地完成着每一个动作，而那个年轻人有时在发笑。事后，我对她说：必须尊重宗教，如果做不到严肃，就不要去，去了就必须严肃。因为宗教有两点是可贵的，第一，宗教都是教人学好，不是教人学坏，这里你无需去考证天主或者什么神是否存在，跟这没有什么关系；第二点也是宗教最可贵的一点，就是宗教起到了分离自我的作用。人是社会性动物，如果仅从我、我的家和我的圈子这些角度去行为，就出现负面特征，就不能形成人群的理性秩序。宗教制造了一个天主，或者什么神来代表理性，当人试图一味从“我”去行为的时候，当人试图做坏事的时候，就会想到天主是怎么说的，不合乎理性的事，该做还是不该做，这就是把人的负面行为从“我”中分离出去。能自觉地分离自我的人，就是具备了最高的道德和人格。而中国人文中，最大的弊端就是缺乏这种分离，因为中国的传统人文意识是家族观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连官也被称为父母官，连流行歌都在唱“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这可能与中国的历史上没有经过大工业革命严格分工的熏陶有关，所以中国人的是非好坏是在模模糊糊、混混沌沌的难得糊涂状态之中。

　　让我们把难得糊涂归还给先祖郑板桥的那个朝代吧！难得糊涂只属于那个已经过去了的封建社会。人类的未来是“礼治”还是“法治”？当然，法治是必然的，人的各种权益都会越来越清晰，这才是未来文明的趋势。个人素质的培养，应该符合人类文明的大趋势，这里分离自我是一个带着根本性的素质标准，在夫妻关系中，为什么钟锐的妻子会感到离婚太突然？因为她的所有的付出，并没有离开“我”字，而是为了一个稍微扩大了的“我”——家。无论她出于多么朴实的感情，她毕竟是一个感情化的人，不是理性化的人，当这个大“我”要消失的时候，她没有分离自我的素质，所以就做不到平常心的水准。那么在家中，有一味付出的、有一味支撑的台柱子，但付出和支撑这些角度有的时候是会在一定程度上或者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如果夫妻之间都没有分离自我的这种素质，不能相互以一个平常心的状态，用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对待对方，那么人格高雅一些的人就会感到这太俗，象是腐烂的食物，味道很不正。最典型的是我上学时，一个教 古方的 老师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书生苦读了十年寒窗后去考状元，没考上回到家里灰溜溜的，他的妻子对他恶狠狠地使他抬不起头来。第二年又考，考上了状元，回来时他的妻子去迎接，都不敢正眼看他，只敢低头斜眼看。这种封建社会的等级意识是很庸俗的，现代夫妻关系中要超越这种庸俗就必须有分离自我、追求理性、培养平常心的素质。这是最高的道德和人格。

　　分离自我是超越法律道德的道德，有这种道德的人有着比法律道德更高的素质。中国人只有普遍具有这种素质以后才会习惯于凡事不先从对“小我”和“大我”是否有利出发，而是从该不该的理性出发。这样的中国人就是全面的了，既能够在战争和抗灾这些不需要界线的环境中表现勤奋、勇敢的正面特征，也能够在日常经济关系中建立起“界线意识”用理性疏理相互的权益，约束其行为，从而避免攀比和相互随意的“侵犯”，避免了勾心斗角“窝里斗”的负面特征。

　　接受平凡也是超越法律道德的道德，高尚的人应具备这种品质。

　　《牵手》从表面看展现了一个既现实又具有普遍性的故事，但深入一步看又反映了一种脆弱的又不十分健康又有着潜在不道德意义的小知识分子情感，因为它不接受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