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北京人》

魏新华 2000 年 6 月 25 日

　　《北京人》是我国现代最杰出的戏剧大 师曹禺 先生的四大名著之一。现被改编成电影，即将在今年七、八月与国内观众见面。《北京人》的总策划 应明阳 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他看了我在《中华周末报》第 368 期上刊登的评论张艺谋和批评王朔的文章 ------ 《痞味文化少点好》，以及我评论《泰坦尼克号》的文章，于是想请我写一篇评论《北京人》的文章，给了我一些有关专家评论会的资料和该片的录像带。我回来看了带子以后感到很为难，因为我能为片子说的好话太有限。本想，避开片子，只谈对原著的理解。但在这个时候，从这个角度写文章，显的答非所问，不应该是文化人应有的品格，所以只好请我的好朋友以及有关人士多多地包涵了。

　　一、 中国人文缺陷的致命点

　　《北京人》问世以来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人们大都认为是个悲剧，可 曹禺 先生生前多次提到这是喜剧。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就反映了是否真正了解到原著的中心思想是在抨击揭露中国人文缺陷的一个致命点！

　　许多中国的人文问题从表浅和深刻两个角度去观察，会得出两个截然相反的结论。

　　有一次，有一个亲戚向我说起她爱人的父母对待子女问题不公平时，她理直气壮地指责其应该“一碗水端平”。我对她说：你好像觉得“一碗水端平”天经地义，但这是一种表浅的理解。如果深入一步探讨这个问题就是荒谬了。因为子女成年以后，根本就没有向父母伸手的权力。父母自己的东西他愿意给谁就给谁，你为一件自己根本没有权力的事指责别人才是吃多了撑的。在中国的人文文化中，有一个最致命的特点就是是非、好坏、善恶交织、混淆在一起，这已因大众司空见惯成为习俗，甚至被深深地灌注在骨髓里，根深蒂固难以自拔。这是中国走向文明进步的致命障碍。我曾经在北京大学作过一次演讲，题目是：中国人文、中国文明、中国企业第一问题 —— 界线。演讲前向外公布题目时把“界线”两个字拿掉了。人们以为我要讲一个很神秘的歌颂话题，到会的人很多，演讲的桌子上放了很多录音机。演讲开始后人们一听，我讲的是一个批评性的话题，演讲桌上的录音机就开始陆续撤掉。北京大学，这个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中国比较前卫先进思想的地方，人们都接受不了对自己民族的批评，所以说中国人的感情几千年来，已经太习惯于家族式的、君臣父子、难得糊涂的表面性温善。一旦有人把这种表面性温善中所潜在的丑恶揭露出来，许多人的感情都是很难接受的。这样，我们就不难理 解曹禺 先生说的那段话了：“当时，就觉得这些人物的性格有一种吸引人的魅力，是人物性格使我入了迷，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不由得让你要按照他们的性格来写他们的感情和行动，非得这样不行，这才是最有趣的，但是又是最复杂的，说不清楚的。”一个创作了这种传世之作的大师，竟然说不清楚自己的作品，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是 曹禺 先生太了解中国的人文习俗了。他知道一旦说破了人文习俗的劣根性中国人的感情一时是接受不了的，还不如让其默默地领悟。剧中插入袁任敢研究北京猿人头盖骨的情节，是在示意与猿人相比北京人都没有多大的进步。可见 曹禺 先生对阻碍中国人文进步的陋习，痛恨到了何等的程度，但他又不能说破，这就是他的苦衷。所以，人们说《北京人》是悲剧他是接受不了的。因为剧中的所谓悲，都是 曹禺 先生在表达对致命缺陷深刻的揭露、挖苦、嘲讽、唾弃；是在表达 曹禺 先生对这种民族劣根的咎由自取的可耻下场的庄重宣判；是在表达 曹禺 先生对未来、光明的呐喊、呼唤。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开给人看。《北京人》中这个界线非常明了，曾皓、文清、思懿都是代表了无价值的方面，是悲惨的下场；素方、袁任敢等是有价值的方面，都走向了光明。 曹禺 先生撕开无价值的东西给人看当然是喜剧。但它不是一个轻松的喜剧，他是一个需要体现深刻、严肃和庄重感的喜剧，这就是表演和改编这个剧本最大的难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电影《北京人》能做到什么程度都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很多人都把《北京人》理解为悲剧呢？这就说明他们对 曹禺 先生所痛恨的东西没有真正地恨起来，他们总感觉剧中的悲感中有值得惋惜或者不必大加指责的中性东西，这就是 曹禺 先生为什么在剧尾特意设计的情节 ---- 思懿还活着！

　　思懿是全剧最具警示作用的一个人物。她的缺点好象很简单：狭隘、狡诈、专横，她的优点也非常的突出，首先表现出一种最崇高的精神——对自己的家和自己的男人忠贞不渝，并且在这种感情受到“侵害”而最后影响到根本大局的时候，还能表现出让步、包容，在家庭管理中表现出一种特定意义的严格。这种鲜明的缺点和优点交织在一起的人物向我们启示了复杂又丰富的中国人文的观念。首先对于爱情，有的专家说：如果原著中交待了思懿和文清是订下的娃娃亲就好了。其实这才不好，作者没有采用这一方式正是蕴意一种广意——没有爱情的婚姻都是悲惨的，而不仅仅是在指责娃娃亲这样一个具体的陋习。思懿始终想得到曾老太爷的存折，说明她的独断心理，她对除曾老太爷以外所有家人的人格和权益，恣意的侵犯和践踏。同样在专横和狡诈中也反映出她的无知、愚昧和粗俗。但她至死不渝的忠贞情操的确又是人类最高层次的道德表现。在我们的习俗中，赞美和表示理解这种矛盾的语言太多了。丈夫对妻子说：“你对我说话应该礼貌、文静一些”。妻子反而说：“我不是你老婆我还不这样（指粗俗）说呢”。再比如“这人只是刀子嘴豆腐心，人只要心好其它都是可以包容和忍让的”等等。

　　因为，曾老太爷，这种明显的腐朽的封建家长是容易识破的，所以死了。文清，这明显的懦弱无能吸大烟的人，没有精神寄托而顺其人的自然堕性，其负面的特征也是容易识破的，所以也死了，而思懿没有死。好坏、善恶交织在一起，使好的东西被压抑、误解和伤害；使坏的东西被好的内容包装了以后，就被忽视并反而助长。用好的包装能干坏事，在中国近代史中成为中国人文文化的一道极其特殊的“世界风景”。文革中在大的方面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表现为拉大旗作虎皮、做了坏事比做了好事装的还体面、说的还好听，表现为对人生和世界观的欺骗。改革开放时期又表现为形形色色打着各种冠冕堂皇的旗号的贪污腐化，在寻常百姓生活中变成一种“新小农意识”的变态心理，这种人的心地并不很坏，但时时处处表现出混淆是非黑白、占小便宜等陋习。这个问题没有篇幅展开来谈，但愿我举两个例子能说得稍明白点。池莉写的电视剧《来来往往》剧中段莉娜（这个角由吕丽萍演，演得很到位）同办公室的马大姐因经济上困难，不想买上面派下来的股票，段莉娜为了帮她，替她买了，当时她很感激。但当股票上涨以后，她却想让莉娜按原价再转让给她。我觉得池莉对这个情节设计得太准确了，对马大姐挖苦的太深刻了，正中要害。这样的人，长期在一种泛泛的同情弱者的、糊里糊涂的“善良”之中熏昏了头，心态已经变态的分不清“知恩图报”和“诬赖”之间的界线了。我敢说包括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在内对这一情节都会不以为然。因为人们太习惯了，如果发生在自己的亲属、甚至自己的身上，他们都会说：倒也有情可原，可以理解等等。还有一个最明显、最具普遍性，也是与国外最容易形成鲜明对比的一个例子。就是当你随团去国外，首先组团就提醒你，到了国外过公路时见到红灯千万别过，外国的车才不认人呢。开的很快，撞死了白撞。言下之意多没有人情味儿啊！是的，在中国，行人与自行车之间、自行车与摩托车之间、摩托车与汽车之间，无论交通责任属谁，只要发生了交通事故总是前者想赖着后者，而每每能赖成。这就是所谓“东方人情味”的负面效果最典型的写照。无论其他的诸多的人文伦理方面有着多么更为复杂的情节，无论是这些年许多的诈骗案，还是探讨国企改革的人文文化原理，其实都是一个规律：泛泛的善良心理同情弱者，就纵容了诬赖，给邪恶造成了可乘之机，于是邪恶就反过头来变本加厉地专打人的善良点，这就形成恶性循环和漫延势态。这种伪善良包装起来的人情味弥散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时时抵毁着现代文明和进步，却被国人无耻地赞美为“难得糊涂”的传统美德，何谈进步、何谈与现代世界文明接轨？！回顾一下历史吧。就是这种好坏混在一起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特殊的中国人文伦理，将一个朝气蓬勃地建立起来的，有着无限生机的新中国经济牵制了半个世纪以后发展到非改革不可的沉痛，致使有这么多的人恍然，又必须接受“下岗”（写到这儿我流下了泪）。思懿还活着！她的命真长，她到底还要活多久！最可悲的是国人竟然不知道思懿是比明目张胆的坏人所起到的负面破坏作用还要大出一百倍的“负作用专家”。中国人没有建立起对思懿的憎恨，这就是思懿存在的土壤。

　　尤其是近几十年来，计划经济、铁饭碗所带来的安全感使人们在依赖习惯中大脑又被退化，致使又产生出像马大姐那样表面传统、正统，其实连是非、好歹都分不清楚，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浑身冒着傻气的“新小农意识”。毛泽东曾说过：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当今中国重要的问题在于给这种“新小农”换脑子。否则希望只能寄托在等待他们消失在地平线以后的日子（目前他们代表了中国走向文明的最大的潜在性危害）。

　　同样是华人，在世界上一个最多国家和民族的人杂居的最混乱的区域，建立起了一个成为最文明典范的国度，那就是伟大的 李光耀 先生治理的新加坡。前些年几个美国孩子去新加坡旅游，划了别人的汽车，按新加坡的法律要用钢丝鞭打屁股，会打得皮开肉裂，美国人没有承受过这样严厉的法律，于是美国总统通过电话向新加坡政府讲情，但这并不能放过。新加坡的法律对便后不冲水也有惩罚，可在我国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严格的法治界线意识使新加坡成为当今世界的文明典范。中国也必然要经过严格的界线意识的改造，与伪善良的诬赖意识彻底决裂，才能真正走向文明。

　　现在中国还缺乏建立严格界线意识，摆脱本民族人文缺陷致命点的感情基础。什么时候中国人能坦然的接受行人和自行车违章时被汽车撞死、撞伤白撞的这种事实，就说明真的觉悟了，说明在伪善良包装下的无赖意识被摒弃了，才能和先进国家一样步入时代的世界文明，整个社会才会摆脱几千年来，传统家族意识中的巨大副作用祸根，得以轻松前进。

　　我看了 应明阳 先生给我的专家研讨会资料，关于我所理解的《北京人》主题思想中所反映出来的以上中国人文缺陷致命点的问题，是没有涉及到的。对一个作品，如果理解得不够准确，那么对改编创作肯定是会有影响的。

　　二、改编和表演

　　在情节上，以曾家向杜家借贷列用棺木顶债为一条背景线，以文清、思懿、素方三人的爱情纠葛为感情主线，这两条线互相交织，互相推动。电影《北京人》在改编的思路上是清晰的，但是，如果按照我对原著主题思想的理解，该片的风格就不应该是平淡的，而应该有一些激烈感才是适合的。

　　在细节上，文清、思懿、素方这三个人物的感情纠葛，既然是最主要的情节，但在最后交待思懿转变为对素方让步并包容她和文清的关系时显得太突兀，没有把这一非常关键的感情转变过程表述清楚。

　　思懿和文清这两个主角选用吕丽萍和程前，也存在着对表面和内在两个不同角度认识的问题。如果说是喜剧，一般来讲，吕莉萍演是很合适的，但做为大家族少奶奶的这种“貌似大雅”的气度吕丽萍就略有欠缺，她的一举一动都有一种喜剧效果，总会使人想起《编辑部的故事》里的那种耍嘴皮子的感觉，但她娴熟的表演技艺对这一点又有所弥补。程前演这个角色似乎是完美得天衣无缝，但这个角色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种懦弱的、半“呆”半“痴”的书生形象，他还有着一种怀才不遇的文人的复杂心理。可程前对于表达人物内心的复杂和细腻明显是欠缺的，他较适合于演稍微外向的人物。素方这个人物表演得很到位，人物复杂的内心活动，完全可以做到用眼睛说话，她是全面继承中国人文文化中美好传统最完善的人物。但她最后选择抛弃抽大烟、无可救药的文清，并最终走向光明。这是作者蕴意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应该在摒弃腐朽和懦弱的过程中，真正得到成长和发展。瑞贞虽然出场的机会不多，但是也有非常会用眼睛表达内心世界的特征，演得也很到位。曾皓这个角色演得有点粗，他在得病住院躺在床上的时候，说话和健康人一样，当然这是缺乏细致的。

　　结束语

　　曹禺先生说《北京人》是喜剧，代表了大师特定的、极其深刻的感情特征。但愿我们能从中悟出内涵，一解阻碍中国人文文化进步的症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