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点公众平衡点

　　本书撕掉了所有人的脸皮，这一反中国人含蓄和难得糊涂的传统。有人会说这是暴露文学。然而，我以为这种暴露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不久的昨天，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已告戒我们，无论成年人，甚至老年人，无论文化水准高，还是阅历丰富，面对社会的复杂变化时都会出现盲然。现今这个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又是一个我们要面临的复杂时刻，这里有着太多发展自我的机遇，也有着太多负面的诱惑，所谓大浪淘沙，不能正确把握就不会成为一个心态健康的时代人。可悲的是在新旧交替的时代，由于新的信念一时还没有建立，竟出现了一个没有信念的时代。这时，痞性的成份却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超然于理性的信念之上，而人们并没有能力自觉地认破这些漂漂然然的时代性时髦，不少人经受不起各种诱惑。这是人类又一次面临另外一种大脑，会又被退化的局面，你读完此书会明白信念无论对一个人的道德和智力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而寻找到一条成长或成熟的道路，会使你成为一个健康又聪明的时代人。

　　无论怎么解释，暴露总会使人感到不舒服，会得罪很多的人。你又非要说这种得罪是健康的，是必须的，那么又怎么摆平别人不舒服的这种感觉呢？事物都是相辅相成的，既然你那样赤裸裸的暴露别人，也应该这样暴露暴露自己，否则又怎么能说明你的目的是建立在纯洁的学术的基点上呢？我想通过我的自我暴露，这就与那些不舒服的人扯平了，就没有什么气好生了。

　　我曾经在上大学的时候，看过一个火山爆发的科普电影，那是一个外国片，解说词是翻译过来的。写的很美，既有文学的美，也有深刻哲理。其中有一句至今我都还记得，那是在描写科学家为了更多地得到一手资料，不畏火山喷射出来的岩浆，不时还会丧失性命。解说词中描述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说“我们都是科学的儿子。”如果我暴露了自己以后，有人还认为我得罪了他，那他就不是科学的儿子，他就是世俗的儿子。

　　大哲学家卢梭有一本名著《忏悔》，其中写了一件使他的良心一生都感到不安的事。那是他年轻的时候，在富人家做工。他偷了主人的一根丝带，被发现后，他诬陷是一个女仆偷了以后给他的。后来主人在弄不清楚到底谁是小偷的情况下，把他们两个都辞了。为此他一生都在忏悔，但我找不出我值得这样忏悔的事，按我的性格，刀架在脖子上，都决不会诬陷别人，我只有说说我的弱点。

　　一、 基础文化的功底

　　１、 繁体字认的少

　　有一次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直播的医疗卫生知识节目，谈到需要用现代思想和现代语言重新整理中医理论的时候，我说了这样的话：

　　“中医界有一种传统的衡量学术造诸水平的习惯说法，那就是看谁背的经文多。比如有人说，他能从头到尾把《内经》背下来，好像这就是学术造诣之深了。其实中医的学术造诣应该是在新的时代进行新的创造和发展。那么我到底能不能背下《内经》呢？”

　　“那你到底能不能呢？”主持人问。

　　“明确地说，我不能。”

　　“你真够诚恳的啊！”主持人表扬了我。

　　其实她并不知道这并不算真正的诚恳，我只说了我背不下来，而实际上我根本都不能把它读下来。可能有人会说文化大革命中的学生都是这样，其实不然，松心就是基础文化功底非常扎实的一个同学。

　　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对松心说：“看译古文，理解起来挺困难。”他听了这话想了一下，他肯定是在想，我的理解能力并不差，这是不应该的，于是他说：“恐怕不是理解的问题吧？可能是不认识繁体字吧！”我说：“对，对。”由于我一直都有很多很多做不完的事，所以也一直没有腾出时间来补上这个缺陷。

　　２、 为什么请人笔录

　　我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由我口述，别人记录的。因为我写字的速度不快，连想带写这样很慢，我说让别人记，这样速度能提高几倍。我又不会打字，而且我试过让别人替我打字，我还闲打字的声音干扰我的思路，后来又花了六百多元钱，把汉王笔换成汉王语音输入，结果根本没有用，准确率极低，没法使用，只好扔到一边，只有请人做笔录最适合的我的写作。其实这里还可以弥补我的一个短处，因为有的词我会说并不会写，那么我只说不写也就掩盖了这一缺陷。

　　３、学不会英语

　　我上学的那个年代，是从初中开始学英语。当时我就对英语很感兴趣，至今也仍然很有兴趣，但我就是学不会，因为我记不住，学了就忘。

　　上中学的时候，英语考试总是不及格，我就在卷子上写了一句话“中国人不说洋鬼子话。”英语老师对不及格的非常着急。于是在期末考试的时候，我就抄了别人的卷子，结果得了个八十多分。英语老师就对另外一个同学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你平时的英语成绩比魏新华好的多，可人家都考了八十多分，怎么你还不及格呢？”这个同学知道内幕，感到很怨枉，他又不好说，后来他就把这话学给我听，我俩都笑了。

　　上大学以后，补习文化课，又开始学英语。我想这回可得好好学，而且老师说我发音挺准，没想到，后来我又被批判，这样英语又扔了。英语一直都没有学成。所以，我一直想找一个既会英语又能做笔录的职员，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

　　４、不识谱还走调

　　有一次一个病人拿着我们的报纸，说：“新思力之歌的曲子里少一个音符。”我只好惨愧地说：“我不识谱，也看不懂。”文革期间上中学的时候，纪律很松散，上音乐课我不大喜欢，就跑去玩了，所以连乐谱都没学会。

　　但是近几年来，大家都唱卡拉 OK ，我也试着唱，发现自己的嗓音满宏亮，就跟着感觉唱一唱，倒还能唱出点特点，但就是唱不准调。我把自己唱歌的体会编了一个单口相声：

　　“我是个创造型歌手，所以不按调唱，只要有特点，就是好歌手。最初有一个现象，我很不理解，为什么我唱歌总是慢半拍。后来俺家的媳妇发现了，她说‘你不会听啊'，‘噢'这我就明白了。你看，一俺不识谱，二又没有乐感，这耳朵白长，放的那音乐白听。俺只能看到那荧屏上的字变了颜色再唱，就这慢了半拍，为了改正，俺就提前唱，就这又快了半拍。俺对荧屏上字的颜色非常敏感，颜色一变俺就赶紧唱。可有一次那个颜色还骗人呢，俺那么大的肺活量，一般拖腔都拖不过俺，可那一回，俺栽了，俺唱一个‘唉'，俺的劲都放完了，它还‘唉'呢。你猜咋着，那个盘坏了，卡在那儿不走，它光‘唉'。”

　　二、不是很好的社会活动家

　　按照卡耐基的观点：一个人的成功百分之十五是靠自己的专业知识，百分之八十五是靠他的社会活动。可我不是一个很好的社会活动家，这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原因形成：一是选择性强；二是没有耐性；三有时不够尊重人。

　　１、 选择性强

　　就我写的这本书《八个世界》，由于把人了解得太明白了，就不能容忍别人的缺点，爱与憎是那么得鲜明，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就显得很孤僻。

　　２、没有耐性

　　我不但不能容忍假恶丑，而且也不能容忍别人 。我无论接待记者、作家还是什么学者，经常我没有耐性听他们说太多的话。我谈话的习惯就是直接切入实质，而我总觉得任何人都没有我的概括能力强。所以最佳的方案就是我先说完了，没说到的你再补充，免得听你 ，说不到点上。这种方式很多人都不会愉快地接受。后来有些人熟了觉得这样的确节省时间，也就习惯了。可更多的人心里是不舒服的，但从道理上没法讲，所以也就这样了。

　　３、有时不够尊重人

　　有一件事很多年一直使我感到很懊悔。

　　有一个国家级的首长请我给他看病，一来二往熟了以后，他的保健医生跟我也熟了。

　　这个保健医生对我讲，他想跟首长照张像。当时我觉得挺奇怪，他就在首长身边，怎么反而对我说他想与首长照张像呢？从表面看，他对首长很殷勤，那怎么还没有机会照个像呢？

　　那次我去的时候，本身就带了个照相机，看完病以后，我就说要给他俩拍个照。这样就是由我出头替他打了个抱不平，一个鞍前马后的保健医生想合张影又有什么不可以，可当我提出来以后首长果真不愿跟他照，说我们在一起经常照，用这话推辞，我越加感到想替他打抱不平。于是耍了个花招把照相机交给保健医生，我说首长咱俩再合个影，于是保健医给我们拍照。拍完后，我不由分说让保健医生站在我刚才的位置我来给他们拍照，这样首长就没有好硬让拍。

　　后来我与一个对首长家有一些了解的人聊起这件事，我们都共同地认为首长本来是一个很好、很随和通情达理的人。他不愿与保健医生拍照，什么原因，我并不了解，这样去冒然地去打什么抱不平，真是不知道分寸，不知道深浅。从界线意识来讲，你怎么能把你的意志强加于别人呢。多少年我心里一直为此感到内疚！

　　幸巧前不久，首长家的秘书来找我，说约个时间给首长的女儿看病，这时首长大约已经去世两三年了。

　　我们约好时间后，一天首长的夫人带着她的女儿来到我的办公室，她女儿与我基本上是同龄人，所以我称他夫人为阿姨。相互说了一些这些年都没有联系相互都很挂念之类的话，很亲切。看完了病，他们要付药款，当然我一分都不能收，因为送他们一些药，这是唯一使我能为那件多年来感到懊悔与内疚的事得到一点安慰的方式。她感到很不好意思，说以后直接到门诊去买，我说再找我就是了，他们并没有再找我，是很自觉得。我送他们走时，看到他们的笑容是那么得真诚、高兴，似乎在说魏医生怎么这么好。其实本来就挺好，只是对你们做过一件蠢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