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理论系统化的历史

　　任何一门学科都必然地要经历零散的不完整的阶段，然后逐渐地向着相对完整、系统的方向发展，并且在它发展的过程中在学科的实践中也会不断地总结、概括出新的理论，使这个系统愈加充实，愈加完整。

　　辨证论治目前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辨证论治在中医领域里就代表了最正统、最权威。中医的教学、临床和新药审批都是依据辨证论治，如果采用的治疗方法与辨证论治不相符就会被认为不正统，认为是旁门左道。现今形成的这种学术的氛围是否能代表二千三百年（以《内经》的出现计算）的中医历史呢？

　　这是否又能代表中医的未来发展呢？要弄明白这些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医的历史。

　　一般都以中医最早的著作——《黄帝内经》的出现作为中医历史的开始。至今已经两千三百多年了，《黄帝内经》这部著作采用黄帝和歧白对话的方式，主要表达了一些高度概括性的、原则性的基础理论观点。例如：天人合一讲述了人与自然疾病之间的关系；脏象学说讲述了人体五脏六腑的基本属性。也有一些治疗疾病的具体方法，单方单药等。但是都是零零散散的，没有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临床学体系，所以以《内经》的出现为代表的这个时期的中医是不系统的。

　　到了公元二世纪，也就是汉朝末期，中医历史上出现了张仲景，他在丰富的临床经验的基础上，著了《伤寒杂病论》，由于当时战争频繁，使原书散佚不全，后人又将此书分别搜集整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著作，把疾病分成了外感、内伤两大部分。《伤寒论》是讲述外感性疾病；《金匮要略》是阐述内伤杂病的。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张仲景在著作中阐述的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都形成了中医的辨证论治、理法方药的基本框架，使中医第一次成为一门具有自身相对完整体系的学科，这就是中医理论系统化的最早的起源，这就是中医界把张仲景称作中医始祖的原因。

　　张仲景的伟大在于他用自己对抽象事物的感知和概括能力完成了《内经》的基本理论和临床实践很好结合的系统的框架体系，并且大大地丰富了中医

　　的临床治疗学。

　　张仲景并没有提出“辨证论治”这四个字，而是后人读了他的著作，把他的著作中所体现的理、法、方、药这个思想表达为“辨证论治”，“辨证论治”最早应该是由张虚谷在他的著作《医门捧喝》中正式提出的。

　　张仲景的著作为后世中医的发展提供了经典的范例，后世遵循张仲景这种辨证论治的思路，并且从不同的侧面充实和发展着这个体系，尤其是到了明朝和清朝，外感疾病和杂病都有了广泛和深入的发展，在外感疾病方面逐渐地形成了以治疗温热病擅长的温病学派。比如：吴又可著《瘟疫论》、叶天士著《温热论》、吴鞠通著《温病条辨》、王孟英著《温热经纬》。内伤杂病方面的名家也很多。比如：张景岳著《景岳全书》、李东垣著《脾胃论》、赵献可著《医贯》、孙思邈著《千金要方》，这些医学的名家，都通过他们的著作分别对外感和内伤疾病做了更加深入和广泛的探讨，使中医学的体系得到丰富和发展。

　　清代出现了《医宗金鉴》和《医部全录》这些大型的医学著作，这些大型的医学著作主要是分门别类地摘录历代名家的医学理论和方药，这两部著作虽然相对庞大，但它们的作用就像是中医的辞典，而不是对中医理论系统化的贡献。

　　1956 年，新中国成立了四所中医大学：北京中医学院、上海中医学院、南京中医学院、成都中医学院。从此，中国有了中医的大学教育，这对于中医界

　　来讲是一件非常值得兴奋的事，出于这种高度的兴奋，中医界当时的这种高等教育有两个最迫切、最需要的兴奋点：一是要进一步地让这门学科自身的理论体系严谨起来，为自己正名，以防止西医和许多当时由于人们的智力发育不健全的缘故所形成的对中医不科学的世俗偏见的攻击，以使得自身能够在自己祖宗的土地上站得住脚。二是把进一步严谨了的这门学科能够更加通俗地传播给新时代的年轻人，让他们更容易接受，这样中医的教材就诞生了。中医的临床学就出现了典型地由一个病名带着几个证型的这种辨证论治的教学方式，以及配给这种知识框架的分门别类的内科学、妇科学、儿科学、外科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基础学、古典著作等等。

　　1956 年，中医的大学教育及其所编写的教材可以被称作是中医历史上中医理论第二次的系统化改造。当然，这一次系统化的特点没有理论上的什么突破，只是让中医这门学科能够更好地为现代人所接受，能够更好地纳入现代的大学教育而做的一些重新编排。 　

　　中医在 1956 年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承受着当时社会历史性弱智对中医的偏见，中医为了为自己正名，在对自身的改造过程中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将专方专药排斥于中医的理论体系之外，中医自身也不能够摆脱当时社会的时代性弱智，它也不能够在辨证论治上建立一个更高层面的理论，来同时涵盖辨证论治和专方专药。这样，就有以下两点需要说明：

　　一、在 1956 年之前，无论是从《内经》算起，还是从张仲景创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框架算起，在中医两千年的历史中一直都是辨证论治和专方专药两个途径在治疗疾病，例如：《内经》内经中的汤液醪糟以五谷补五脏；生铁洛饮凝志安神，治疗惊悸，怒狂；鸡矢醴治疗消化不良，腹胀等症。这都是采用的很简单的药味治病，是没有明确的辨证概念。内经中，一共只有 13 个处方，绝大多数都是采用单味药治病，最复杂的处方也不过三、四味药，单味药肯定就是单方单药，是不是能称其为专方专药要看是不是有特殊的治疗效果。简单的复方有特殊效果也是专方专药，无论是单方单药也好，是专方专药也好，总之，内经中的处方用药是根据症状去使用的，没有系统的辨证概念。例如：《金匮要略》采用发膏煎治疗便秘也并不辨证；采用一物瓜蒂汤：治疗太阳中渴，身热，疼重；百合鸡子汤治疗百合病，吐之后者；鸡屎白散治疗转筋；《千金》甘草汤治疗肺痿涎唾多等等都是采用的单方单药或者专方专药。以后诸多名家采用专方专药治病的更是不胜枚举。只是到了 1956 年，在成立中医大学教育的过程中，中医界出于特殊的历史需要在充正统、充正规、充正神的过程中再加上弱智，就将具有两千多年“工龄”的专方专药开除出了中医体系。

　　二、单方单药和专方专药是两个概念。有人把专方专药理解为单方单药，说这是在辨证论治体系形成之前一种低级的治疗方法，只知道一个药治一

　　个病或一个症状，不知道病证和药其实都有寒、热、虚、实之分，都有相生相克的关系，而且复方更能够照顾到这些关系的那些更复杂的机理，以便取得更全面、更理想的疗效。这种说法对单方单药来讲是对的，那么专方专药的涵义是什么呢？它是某一个单味药，或者某一个单方对某一种病，或者某一个症状有着特殊的疗效。比如：川芎用到一定的量对于治疗偏头痛的效果就很好，如果通过辨证论治加上川芎就会明显地提高疗效，就是说在一般的意义上来讲专方专药是超出了辨证论治的常规疗效的，才被称其为专方专药。就治头痛来讲不是泛泛地讲，白芷、葛根、藁本、蔓荆子这些药都有治疗头痛的作用，就随便选一个，如果在这种常规意义上选上一个单味药这当然不如复方的效果，这绝不是专方专药的含义。

　　以上回顾了中医理论系统化的历史，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张仲景以后形成了中医认识治疗疾病的辨证论治体系框架，这样，使得这之前《内经》中所阐述的那些基本理论的原则在临床中得到了更具体，也是更系统地落实。这使得中医由于张仲景开创的这个框架能够得以更好发展的那部分中医的内容逐渐地得到了更好的发展。但是，这并没有排斥或者明确地排斥这之外的那些中医的内容，到了 1956 年出现了这一特殊时期的夹杂着弱智的变态，使得辨证论治在中医界清一色地一统天下，明确地排斥了其它中医内容的存在而自命正宗。因此，辨证论治在 1956 年以前如果说它做为中医界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身份是模糊的，

　　那么 1956 年以后它的这个身份就被明确了。可是，今天我要翻这个案，要翻这个近五十年的冤案，不但要将专方专药重新纳入中医的理论体系，而且认为辨证论治所代表的所谓整体观只是事物一个横断面的即时性的整体观，因此，中医的理论体系中还必须纳入代表事物纵向发展的整体观，纳入处方配伍中的佐平法，这些旧的和新的中医内容被纳入中医的理论体系以后，辨证论治的地位就受到了动摇，取而代之的是“多极同一”理论，将成为中医学科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而辨证论治被还原到了它应该在的位置——一个部门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