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思想的核心与走向

　　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的理论都是指导医生处方用药的一种说法，可是这些说法的产生要受到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比如：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社会环境，其它相关学科对本学科的影响以及从事学科的学者的智力等等。这些因素的不同将会导致这些说法的差别。

　　西医诞生的历史背景是人类大工业革命时期，也就是第二次浪潮。这个时期人类科学发展的主导趋势是纵向的，从哲学思维方式的角度对其特点的描述就是用微观的变化解释宏观现象之所以然的道理。这个时期科学界分科越来越细、越来越深入微观，这样人类研究事物、解决问题的角度就是分散开来，一个一个地去单独解决。

　　中医诞生于二千三百多年前，那时是小农经济，手工作仿的时期，人类研究客观事物的手段是非常有限的，很多都只能通过对宏观现象的观察，积累经验和推测。所以，采用现象与现象的比较就是主要的思维手段。这时的思维方式是横向的，就是用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关系来把握规律，这种横向的思维就出现了人类解决问题的角度是从综合判断入手的，所以中医的第一部著作《内经》里就提出了一些大的原则性的理论。比如：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阴阳互根，强调人体和世界万物的总的规律都是一致的，都是阴阳互根互变的关系。这些大的原则性的理论在中医临床的过程中就迫切地需要将其更加深入，具体到了汉代就出现张仲景写的《伤寒论》、《金匮要略》，第一次将内经这些原则性的理论在临床上系统化。张仲景这一次归纳的这个中医系统化的理论是从事物发展的阶段性的横断面角度去综合归纳的，不同的阶段性的横断面有着不同的综合特点。采用不同的针对性方法，也就是不同的处方，不同的用药，实际上几千年以来只有张仲景创造过一个较为系统的中医学科的体系框架，后人把这个框架称作辨证论治理论，后来的一些医学理论家只是去进一步丰富了这些框架。 1956 年新中国开始成立中医高等教育，编写了中医教材，这时，依然是沿用张仲景的体系框架，只是为了使现代人更易于接受，在编排上和文字表达上做了技术性处理。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在 1956 年之前，无论是张仲景创造辨证论治的这个体系框架，还是后来的医家对这个框架的丰富都没有排斥辨证论治以外的中医中药的方法，比如：专方专药。而 1956 年这次就犯了一个错误，它过高地尊崇了辨证论治的理论，将中医变成了辨证论治理论一统天下的清一色局面，为什么呢？因为这时中医界的智力还不能够将辨证论治和专方专药等中医的内容全部涵盖，而提出一个更高层面的新理论。

　　想要号称高等教育，就必须不能出现理论的矛盾性，又不能创造涵盖全部的新理论，就只有单选辨证论治，而将其它排斥掉。可 1956 年的这个作法，它有两点是不能向祖宗和后人交待的：一是不符合二千三百年的中医历史；二是排斥掉确有临床实际价值的医学内容去假充一个完整的体系，假充学者这是很虚伪的作法。事实就是事实，怎么可以由于这种虚伪的需要而去抹杀事实，睁着眼说假话呢。

　　的确，中医学需要一个能够涵盖全部内容的理论，辨证论治不能担当重任，所以，它必然地就只能是中医体系的一个方面军，它只是一个部分。那么辨证论治就需要将董事长的位置让出来，去当一个部门经理。那么，能涵盖中医全部的新理论是什么呢？就是集中程度体系。

　　天人合一也好，阴阳互根也好，这些认识解决问题的大法，都是从综合集中的角度去解决问题的。但是，这些大法必须有一个客观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体系去对其实施。这里就出现了两个点：一是这个理论体系在理论上对这些大法所体现的综合集中的思想体现得越充分，这个理论就越完整；二是它在实际运用中越是切合实际，越具体，它也就越准确。辨证论治理论作为事物阶段性横断面的综合集中，它对这些大法的体现明显地不充分，因为明显地不包括纵向的综合集中，也不包括专方专药等其它内容。

　　集中程度是一个变化的概念，你从综合集中的角度去思考，去解决问题，在这过程中你所体现的以上两点越充分你就越完整、越成熟。

　　当然这里还有两点需要指出：一是实际价值。任何一个学科在它发展的过程中都会出现花架子的内容，尤其是中医这门学科本身就有着陈旧而复杂的文化背景，有着不少神叨叨的，缺乏实际价值的内容。比如：胡万林有一个徒弟说在中医界只有胡万林才可以谈阴阳，因为他有预测天气的特异功能，他可以根据天气的阴阳变化去处方用药。我就问他，在中医的理、法、方、药这几个环节中，根据天气处方用药，在临床效果中所起到的实际效果是百分之多少？是百分之一呢，还是百分之零点一呢？即使他有这种特异功能，把这微不足道的作用去盲目地给以神化，这有什么价值呢？这时他羞愧了，我们的一些电视剧等文学作品中也有不少去津津乐道地赞美那些神秘的做法。无论是民间，还是中医界也都有不少人特别对这些缺乏实际价值的神叨叨的假神秘特别有兴趣。我在以往的书里就说过中医的千古传讹，至今认为中医只凭号脉就可以诊病依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些都是中医这门学科容易出现的糟粕。集中程度体系并不是要把这些糟粕都包含得那么全面，是糟粕、是虚假就应该排除。第二点是，有一些现象，它的价值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给以准确地判断，所以也很难说我们是否对糟粕的问题就认识得那么准确，也许我们的后人会对这些内容理解得比我们更准确些。